Tao

　　編者按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房屋貸款開在即，深化改革再次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那麼今天的改革則如同在大海中航行，我們正在迎難而上，努力衝破重重阻力，駛信用卡代償進更加廣闊而深邃的“藍海”。我們似乎已經聽到藍色的召喚，聽到來自“藍海”深處的心跳。
　　在這心跳聲里，我們感受到中國經濟的脈動，那是隨著改革開放一起綻放借款的活力。從京津地區到長三角、珠三角、再到新絲路經濟帶，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改革開放解放出來的生產力撐起中國經濟的脊梁。
　　在這心跳聲里，我們感受到民眾深沉的渴盼，特別是億萬青年殷殷的期待。“從就業機會公平，到徵地農民權益的保msata護，從穩定房價到降低青年創業門檻，從邊緣青年的尊嚴到打通人才流動的通道”，等等。中青報用微博微信和視頻訪談等多媒體手段徵集到這些青年的期待，細微而具體，將每一個青年的命運與改革開放緊密相聯。
　　在這心跳聲里，我們感受到面對海洋文明的機遇和挑戰，改革開放正在全面轉向以消費、服務和創新為導向的產業升級換代，轉向走褐藻醣膠出傳統“世界工廠”的全新格局，轉向進一步提高政府效能、倡導“生態文明”，創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統籌協調的更加溫和的發展模式。
　　國家興則青年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只有深化改革開放，青年才有更好的未來；青年努力，改革開放才能更加深入。值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中國青年報派出四路記者，探尋中國改革開放的高地、經濟發展的高地，推出報網聯動全媒體系列報道《“藍海”深處的心跳——深化改革·青年期待》。讓我們一起，靜靜傾聽那些融匯在一起的越來越堅強有力的“藍海”深處的心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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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地鐵代步的趙亮和開奔馳車的李相國，都是京津城際高速鐵路“C字頭”列車上的常客。
　　就像不足三天蓋起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那樣，“陸地飛行”的京津城際列車是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速度的最新隱喻。呼嘯的列車，連起了兩個城市的互動與交融。趙亮和李相國的人生軌跡也在這個由兩座特大城市搭建起來的都市圈裡游走。
　　前不久，他們分別向天津市民政局提交了社會組織籌備報告。今年，國務院出台機構改革、簡政放權新政：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4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無需再找業務主管部門作為“婆家”——政府正在通過放權為社會“鬆綁”。
　　趙亮希望由此結束自己的“灰色”身份。2010年，這個26歲的陝西小伙兒來到天津，與19歲的大學生董劍共同發起了環境保護的NGO（非政府組織）“天津綠領”，但受政策限制一直未能註冊。他們找過當地政府部門、環境學會，均找不到主管。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趙亮和李相國在等待一個機會。
　　“騎自行車來，開直升機走”
　　在京津這個特大的都市圈，有無數像趙亮一樣的年輕人，在資源和成本之間權衡自己創業的夢想，一些人把目光瞄準了京津城際列車的另一端天津。
　　在天津武清區，一位官員這樣招攬北京客商：從武清的高村開車到北京五環只需15分鐘。北京人在這裡買房很輕鬆，買京城1平方米最普通的住宅花掉的錢，在這裡能買10平方米。
　　天津強微特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鄭春陽經常是下午4點從公司出發，到北京參加同行講座，晚上再回天津。
　　他此前在美國留學，持有綠卡，過著中產階級生活，但總覺得能預見到自己20年之後的樣子，“創業的激情得不到滿足”。回國後，他考察過深圳、廣州、北京、上海、鎮江、無錫等地，認為北京的人才優勢最明顯，但成本太高。他看中了北京三環路邊的一個寫字樓，當時每平方米日租金5元，而天津城區類似的位置只需要1.2元。綜合考慮，他覺得天津最適合自己。
　　回國後，鄭春陽遇到的最大麻煩是辦戶口。他拿著中國護照、美國綠卡去恢復戶口，遇到了“比較重”的官僚氣息。為了一張表格，他跑了很多次，等了很久，才有了“身份”。
　　在吸引眾多海歸創業者的天津國際生物醫葯聯合研究院大樓里，31歲的院長助理傅晟每周都會出現在京津城際列車的車廂里。他是兩個城市之間的“候鳥”，北京生活、天津工作。
　　他的“雙城生活”已經持續了3年。2010年從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後，傅晟放棄了到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的機會，來到天津濱海新區。他說：“搞科研的是把錢（科研經費）變成紙（論文），我們是把紙（論文）變成錢（產品和收入）。”
　　濱海新區是繼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第二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2006年，開發濱海新區成為國家戰略。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後，渤海灣畔2270平方公里的鹽鹼地成了改革開放最新的一塊磁鐵，生產要素加速涌入。這裡的“十大戰役”總投資超過1.5萬億元。招商官員半開玩笑說，錯過了深圳，錯過了浦東，不要錯過濱海新區，在這裡，人們“騎著自行車來，開著直升機走”。
　　2008年，濱海新區的常住人口是170多萬，到2012年已達250多萬，35歲以下的青年約占三分之一。
　　生物醫葯是濱海新區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2009年，在4個部委和天津市政府的支持下，生物學家饒子和院士在這裡創辦了天津國際生物醫葯聯合研究院。
　　專註於疫苗研發的康希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是聯合研究院第一家入駐企業，也是第一家孵化的企業。當康希諾公司首席科學家朱濤2009年進入聯合研究院大樓時，這裡還在裝修。2012年5月他們搬出時，樓里已經頗具“人氣”，以前電梯里很空，後來坐電梯很擠。“我們來的時候確實只是個種子。”他感慨道。
　　與濱海新區相比，北京中關村是全國知名的科技“高地”。這裡的年輕人同樣在為夢想而打拼。再過幾個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創業孵化器“京西創業公社”，就將在天津開出“分號”。他們的目標是在京津兩個城市間打造“創業共同體”。
　　經常出現在“C字頭”列車上的京西創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西創投）總經理助理劉循序說，他們創辦的“京西創業公社”這次想為京津的創業聯動“開個篇”。
　　在中關村石景山園，“京西創業公社”已聚集了五六十家中小企業，大多是剛走過甚至正處在初創期的企業，創業者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創業公社負責人劉凡堅信，總有一天，這些企業中一定會長出“參天大樹”。
　　“我們想搭建政府和創業者之間的信息橋梁。”劉凡說，政府希望在創業上發揮好服務作用，而京西創投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不僅由政府出錢幫助初創企業解決資金、辦公場所等方面的難關，更力圖為他們在金融、市場等各方面提供扶持。
　　再過不久，創業公社樓下將出現一個1萬多平方米的創新服務平臺，石景山區的眾多行政審批窗口將由此前移，形成包括金融機構、工商代理、稅務咨詢、法律援助、知識產權代理、貸款擔保、審計驗資、項目申報等一條龍的“服務超市”。政府對創業者的支持做到了“家門口”。
　　創業公社的模式在中關村正引起更廣泛的關註。現在，京西創投想把這一模式推廣到相鄰的天津。
　　在劉循序看來，京、津各有優勢。北京的金融、人才等自不必說，天津高校資源豐富，以濱海新區為代表，天津正走在改革最前沿，創業熱情也逐漸高漲，尤其天津的成本比北京低不少，這一點對於創業者十分關鍵。
　　曾在天津創業過的劉凡持同樣的觀點。在劉凡眼中，最理想的創業應該是：市場營銷、運營中心在北京，隨時掌握最新政策動向，尋求市場機遇；研發、製造基地在天津，成本低且人才資源豐富。
　　10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推進公司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取消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註冊資本3萬元的限制，在劉循序看來，新規將推動更多人創業，對於創業公社這樣的孵化器意味著更多機會。
　　“現在我們要主動把它的‘蜂后’引過來，把人家軟的東西引過來，才能京津融合一體化。”與京西創投公司接洽的天津市青聯副主席王曉亮說。在他眼裡，創業公社是個“蜂巢”。
　　與直接投資相比，王曉亮更看重的是北京的創業理念、創業思維、創業精神、創業氛圍的“軟引進”。他說，跟廣東、上海等地相比，人們總說天津人冒險精神不夠，“小富即安”。把別人的創業精神引進過來，相當於在天津播下一粒種子，“催化咱們的社會”。
　　前不久，濱海新區被批准為全國首家“青年創新創業”示範區，承擔著探索在國家發展戰略地區更好地開展青年創新創業工作的任務。王曉亮認為，隨著濱海新區的大項目陸續投產，產業鏈下游會形成大量適合青年創業的機會，“這個過程很快就能顯現出來”。
　　“魄力再大點，步子再快點”
　　40歲的李相國在這群年輕人里算是年長的，多年的歷練讓他對創業有著更深的體會。20多年來，貫穿李相國這類企業家創業史主線的就是“改革”兩個字。
　　鄧小平1992年南巡談話時，李相國只有19歲，正蹬著三輪車，裝著自家作坊生產的1000多斤鐵扣，滿天津送貨，一天下來，汗水濕了又乾，有時都能結成白色的鹽面兒。
　　第二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李相國由蹬車改為開車。他先是開推土機，然後又乾起了煤炭貿易，最輝煌的時候，一晚上用七八十部翻鬥車運幾千噸煤。
　　然而，他紅火的煤炭生意只持續到2002年。2003年，天津市實施藍天工程，煤煙型污染是首要治理對象，很多鍋爐房被拆掉，李相國發現客戶銳減，煤炭市場不好做了。
　　——這一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李相國的身後好像有一根指揮棒。當他的投資公司進入高科技的乾細胞行業，這根指揮棒再次發揮了威力。
　　2013年，李相國的順昊細胞生物技術公司，從40多家申報單位中通過評審，承擔了國家“重大新藥創製”項目，開展子宮內膜再生細胞藥物研究，從科技部獲得1000萬元的經費。
　　李相國對記者說，他從中看到了“國家的導向”：“為什麼給咱們民營企業這個項目？對企業自主創新的鼓勵，國家層面已經正式傾向到了企業。”
　　如今，這位投資人已習慣從習近平、李克強甚至奧巴馬等中外領導人講話的字裡行間捕捉投資機會。
　　上個月，國務院首次發佈了《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對有意進入健康服務業的社會資本“非禁即入”。李相國覺得“非禁即入”空間很大。“過去是不同意你乾的，你不能幹。現在是沒有反對的，就可以乾。”
　　他正在構建“順昊健康產業鏈條”：“你得跟著中央的精神、大的思路來走。這對你的企業來說，是‘順勢而為’。”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他希望改革者能夠“魄力再大點，步子再快點”。他說，無論個人創業還是國家改革，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就不可能成功。
　　貼在牆上的那面國旗
　　與其他游走在兩地的候鳥不同，25歲的劉昂和他的團隊在中關村核心區域的寫字樓里擁有了一個十幾平方米的角落。
　　他們所在的創客空間，是一種新型孵化器。創客空間為他們提供孵化場所，並且為這些企業與中關村管委會等政府服務者搭建橋梁，甚至為他們操心成品化、量產化、市場化的各個環節。
　　而作為主要的政府服務方，中關村管委會很關註創客空間這樣的小孵化器。即便如此，劉昂還是在創辦公司的路上遇到了難題。今年國慶長假過後，劉昂著手註冊一家屬於自己的創客媒體企業，但僅僅走完核名程序，已經耗費了半個月時間。每次在工商局網站上只能提交8個名稱參與核准，差不多都要等兩三個工作日才能有結果。
　　劉昂前3次提交的20幾個名稱都被退回，直到第四次，“創客印象科技有限公司”這個名稱才被核准通過。“可能是因為現在官方的數據庫沒辦法進行實時比對。最理想情況的應該是，像我們平常註冊網站一樣，輸入某個用戶名，就會當場告訴你是不是已被占用。”劉昂說。
　　雖然只遲了半個月，但在劉昂看來，流走的可能是機會，“關鍵是很可能就錯過了最佳的創業時間點”。
　　因為“等不起”，劉昂不得不採用變通的方式。互聯網備案，這個他本以為很簡單的環節，也讓他繞了個彎。
　　劉昂他們打造的產品名為“加速DO”。但他以“.do”這一域名在報北京有關部門進行備案時，竟然無法進行。“在北京，能夠順利備案的，只有‘.com’、‘.cn’、‘.net’等這些最常見的域名，不支持其他包括‘.do’在內的域名。”
　　幾經權衡，劉昂決定繞條遠路：在上海申請備案，結果僅用了四五天就完成了。但現在劉昂還不清楚，在北京創業，在上海備案，這種形式會不會對未來產生不良影響。“但我們實在不能等，就只能試試了”。
　　同樣學會了“變通”的還有趙亮。由於“天津綠領”迄今未能註冊，他只能一直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從事環保活動。這導致他無法正常從環保基金會獲得資助。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對他們的資助，需要先打給千里之外的吉林省一家環保組織，該組織提取管理費後，再轉交“天津綠領”。
　　趙亮說，等到成為“民辦非企業”，他們就可以直接獲得資助。更重要的是，有了合法身份，員工也可以簽訂合法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目前，他只能為員工購買意外傷害保險。
　　對於很多官員來說，“天津綠領”就像一隻“啄木鳥”。趙亮的定位是“協同政府治理環境，引導公眾參與”，他們盯著污染源和環境危機事件，然後向官方舉報，通過社交網站發佈，直到事情引起關註和解決。他們揭露過鉻渣污染，參與救助過國際瀕危動物東方白鸛，還沿著引灤入津的線路尋找污水。有時他們舉報了一起事件，卻被不同部門“踢皮球”。當溫和的姿態得不到重視，他們會表現得更加激烈。
　　在官民互動的過程中，他們與一些官員發生過衝突，也交到了很多官員朋友。有官員氣衝衝地找來，讓他們刪除社交網站上的信息。也有官員向他們道謝。“我們跟官方的互動整體還是良性居多。”趙亮說。
　　這個年輕人說，最可怕的不是環境危機，而是社會的信任危機。
　　政府宣佈社會組織登記改革之後，“天津綠領”獲得了一筆資助，員工從兩人增加到4人，並且租了一間4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他們還第一次拿到了固定工資。
　　“最艱難的時候過去了。”這些80後、90後年輕人自信地向記者講述“天津綠領”的存在為什麼會有利於“美麗天津”建設。在他們看來，他們的事業契合了國家正在大力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建設。他們希望一旦註冊成功，能夠獲得減稅或免稅支持，也希望國家級公募基金會的資金能夠向草根組織傾斜。他們還指出，社會組織的從業者在社會保障上獲得更多優惠的話，就會刺激更多優秀人才進入這個行業。
　　在“天津綠領”辦公室表皮脫落的牆壁上，貼滿了有關環境保護的政府文件，在他們眼裡，“這是風向標”。牆上還用透明膠布貼著一面五星紅旗。這面國旗，在趙亮租住過的10平方米小屋裡，也貼過。
　　他很清楚自己的坐標：“這個旗子我們一直會掛著。做NGO的人有一種社會理想和情懷。我們的社會理想跟這個國家的發展肯定是同步的。”
　　本報北京、天津11月5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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