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吉伯,英籍華人,在英國學習及行醫30年。2006年回國後,在從事基層醫療工作期間,其思維工作模式與周邊環境多次“碰撞”。
  ■ 人物簡介
  謝吉伯 英籍華人,56歲,出生於香港,在英國求學並有15年從醫經歷。擁有劍橋大學醫學碩士畢業證書、英國醫務評議委員會頒發的全科行醫執照、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的兒科行醫證書,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婦產科資格證書。2006年回到中國,曾在外資診所、社區醫院工作。
  ■ 引言
  回國後的8年,謝吉伯感覺像“經歷了一場奇遇”。
  他有著15年英國家庭醫生的經歷,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
  這一年是中國新醫改方案的定調之年,中國醫改向“政府主導建設覆蓋城鄉居民基本衛生保健制度”轉型。
  回國後前3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資診所坐診。之後3年,他放棄高昂年薪,到中國最基層的社區衛生站乾起了社區醫生。他希望將英國醫療體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醫生理念植入中國。
  但植入觀念卻頻頻遭遇“碰壁”。
  從零距離觀察中國社區醫生髮肥皂去吸引患者,到從洋大夫變成“抄方員”。經歷的種種讓他不理解,為什麼這些程序,在中國變得顛倒了。
  現在,謝吉伯覺得,他已經逐漸理解周圍這環境,和環境里的一些事。
  1月14日,燕莎中心寫字樓“健康快線”診所里,和在英國時一樣,穿著白襯衫打著領結的謝吉伯走出十多米,把最後一位預約的患者送出門,叮囑該如何服藥。
  當然,他在中國的生活習慣也有改變,這位56歲的英籍華人,不會像在英國,每天中午都有兩個小時的“咖啡時間”。
  這和他2009年第一次在中國行醫時,顯然好多了。
  “倒過來”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診,他突然感覺“不會看病了”。
  一名社區居民帶著空藥盒進了診室,遞給醫生。醫生開處方、拿藥遞給患者,患者離開。
  下一個患者也一樣,來開藥的。
  “我驚奇。這不是家庭醫生該乾的。”謝吉伯說,在英國到社區醫院開藥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病人,處方就在電腦里存著,喝茶時,護士讓醫生簽一下就完事,不會浪費醫生看病的時間重覆抄方子。
  他統計了一下,到社區醫院看病的居民,約80%是來開藥的。
  他帶外國同行來參觀中國的社區醫院,他們都搖頭,覺得這樣的醫生沒有價值,缺乏成就感,寧可改行。
  謝吉伯想提醒身邊的中國醫生,無論何種療法,開藥都是最後一步,但在中國的社區醫院,最後一步變成了第一步,倒過來了。
  病人拿藥盒子過來,謝吉伯會先憑藥判斷對方得的是什麼病,他謹慎地談論藥盒上標註的治療範圍,藉此尋找進一步診斷的機會。
  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說,“讓你開藥就開藥,問那麼多幹嗎?”
  還有一次,有兩個孩子患了感冒,準備去北京兒童醫院打點滴。
  謝吉伯告訴兩個媽媽,能通過護理降溫就不要吃藥,能吃藥就不打針,能打針就不要去打點滴,他在英國行醫時,20%的患者是兒童,他從沒給一個兒童打過點滴,“去醫院打點滴,說明病很重了。”
  謝吉伯認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醫院打點滴,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醫改開始時,將醫療交給市場後形成的病態。
  一個媽媽聽了他的建議,給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個媽媽心急如焚地抱著孩子去了兒童醫院。
  過了一天,兩個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饋到謝吉伯這的信息是:第一個媽媽說,謝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還是先給他護理,儘量不去醫院;第二個說,花了1000多塊錢,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點去醫院打點滴。
  在英國,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醫生預約的,但謝吉伯在中國當社區醫生,有時還要想方設法吸引病人來社區醫院。
  謝吉伯最深的感觸是,居民對雕牌肥皂的興趣,比對社區醫生強。
  北京一些區縣給基層社區衛生站下任務,每月必須辦一場健康講座或某種疾病篩查義診。但社區醫院把通知貼滿小區,來者寥寥。
  “為完成任務,社區醫生會發小禮物吸引居民參與。”謝吉伯說,社區醫生總結的經驗,最能吸引居民的是雕牌肥皂、牙膏。
  體制內的誘惑
  在英國有15年行醫經歷的他,試圖改變這種“倒過來”的狀況。
  嘗試從社區里的糖尿病人開始。2009年,她在社區門口豎了個牌子,上寫“英國大夫,免費查腳”。
  “糖尿病人的腳會開裂,難愈合,15%的病人會為此截肢。”他說,沒想到對於這種好心,有些病人不買賬。
  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不得不花很多時間來說服患者接受檢查。為讓患者放心,他將自編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腳指甲、護理足部打印出來,發給患者。
  “中國的病人有個特點,他意識到危機了,就會聽醫生的,但前提是,醫生得想辦法讓病人接受檢查。”謝吉伯說,持續的努力讓部分患者改變了看法,開始相信社區醫生。
  在社區醫院的醫生,在謝吉伯看來很多都是優秀的,高學歷,只是沒能擠進三甲醫院,“我常給他們打氣,說我們要動起來,去努力。”
  “三甲醫院的醫生都是三甲嗎?”謝吉伯說,現在中國的醫療問題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醫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區醫院,信協和醫院,到了協和醫院,又去找主任醫生。”
  有件事讓謝吉伯沮喪,他在燕莎開辦診所時,一名社區醫院的年輕醫生隨他“下海”了,這名醫生在社區醫院年薪6萬至8萬元,謝吉伯給她開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1年後,這名醫生還是回到了體制內。
  這名年輕大夫告訴謝,自己要升職稱。由於她脫離了體制,官方的數據也不能輕易拿到,考慮到在體制內獃著還可能會謀到一個戶口,所以還是回到體制內去。
  最近,謝吉伯又碰了“軟釘子”,2013年,海澱區衛生系統的人來找他,雙方約定,他可以給海澱區一家社區醫院的醫護人員做培訓。
  去年10月份,這家社區醫院的醫護人員來做培訓,學的時候很高興,謝吉伯教她們怎麼給居民做糖尿病篩查,比如一棟樓裡面,怎麼精確篩查高危人群。
  “我本打算一周去一次,看看實施效果,後來,我去過兩次,發現進展緩慢,再催的時候,他們說年底了,要做這個考核那個考核,醫護人員都有這個任務那個任務。”謝吉伯催了幾回,醫生們告訴他,居民不太歡迎,篩查不太順利,耽擱在這裡了。
  最近一個多月里,謝吉伯沒好意思再上門。
  “很多年輕的醫生告訴我,想法太多沒用,醫生要聽領導的,領導要聽上級的,在社區醫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體制內的飯碗。”謝吉伯說。
  數字上的成績
  跟社區醫院“親密接觸”5年後,謝覺得自己開始適應並理解這個環境,和環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歡數字。”謝說,根據官方發佈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家庭醫生式服務覆蓋面繼續擴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計簽約413.3萬戶,892.7萬人。
  (下轉A11版)
  A10—A11版採寫 新京報記者 張永生  (原標題:“洋大夫”社區醫院“奇遇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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