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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吉伯，英籍華人，在英國學習及行醫30年。2006年回國後，在從事基層醫療工作期間，其思維工作模式與周邊環境多次“碰撞”。
　　■ 人物簡介
　　謝吉伯 英籍華人，56歲，出生於香港，在英國求學並有15年從醫經歷。擁有劍橋大學醫學碩士畢業證書、英國醫務評議委員會頒發的全科行醫執照、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的兒科行醫證書，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婦產科資格證書。2006年回到中國，曾在外資診所、社區醫院工作。
　　■ 引言
　　回國後的8年，謝吉伯感覺像“經歷了一場奇遇”。
　　他有著15年英國家庭醫生的經歷，2006年回到北京定居。
　　這一年是中國新醫改方案的定調之年，中國醫改向“政府主導建設覆蓋城鄉居民基本衛生保健制度”轉型。
　　回國後前3年，他在北京一家外資診所坐診。之後3年，他放棄高昂年薪，到中國最基層的社區衛生站乾起了社區醫生。他希望將英國醫療體系中最具特色的家庭醫生理念植入中國。
　　但植入觀念卻頻頻遭遇“碰壁”。
　　從零距離觀察中國社區醫生髮肥皂去吸引患者，到從洋大夫變成“抄方員”。經歷的種種讓他不理解，為什麼這些程序，在中國變得顛倒了。
　　現在，謝吉伯覺得，他已經逐漸理解周圍這環境，和環境里的一些事。
　　1月14日，燕莎中心寫字樓“健康快線”診所里，和在英國時一樣，穿著白襯衫打著領結的謝吉伯走出十多米，把最後一位預約的患者送出門，叮囑該如何服藥。
　　當然，他在中國的生活習慣也有改變，這位56歲的英籍華人，不會像在英國，每天中午都有兩個小時的“咖啡時間”。
　　這和他2009年第一次在中國行醫時，顯然好多了。
　　“倒過來”的看病方法
　　第一次坐診，他突然感覺“不會看病了”。
　　一名社區居民帶著空藥盒進了診室，遞給醫生。醫生開處方、拿藥遞給患者，患者離開。
　　下一個患者也一樣，來開藥的。
　　“我驚奇。這不是家庭醫生該乾的。”謝吉伯說，在英國到社區醫院開藥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病人，處方就在電腦里存著，喝茶時，護士讓醫生簽一下就完事，不會浪費醫生看病的時間重覆抄方子。
　　他統計了一下，到社區醫院看病的居民，約80%是來開藥的。
　　他帶外國同行來參觀中國的社區醫院，他們都搖頭，覺得這樣的醫生沒有價值，缺乏成就感，寧可改行。
　　謝吉伯想提醒身邊的中國醫生，無論何種療法，開藥都是最後一步，但在中國的社區醫院，最後一步變成了第一步，倒過來了。
　　病人拿藥盒子過來，謝吉伯會先憑藥判斷對方得的是什麼病，他謹慎地談論藥盒上標註的治療範圍，藉此尋找進一步診斷的機會。
　　但更多的病人直接說，“讓你開藥就開藥，問那麼多幹嗎？”
　　還有一次，有兩個孩子患了感冒，準備去北京兒童醫院打點滴。
　　謝吉伯告訴兩個媽媽，能通過護理降溫就不要吃藥，能吃藥就不打針，能打針就不要去打點滴，他在英國行醫時，20%的患者是兒童，他從沒給一個兒童打過點滴，“去醫院打點滴，說明病很重了。”
　　謝吉伯認為，有了病一定要去最好的醫院打點滴，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醫改開始時，將醫療交給市場後形成的病態。
　　一個媽媽聽了他的建議，給孩子擦酒精，多喝水。另一個媽媽心急如焚地抱著孩子去了兒童醫院。
　　過了一天，兩個孩子的感冒都好了。
　　反饋到謝吉伯這的信息是：第一個媽媽說，謝大夫的方法管用，下次孩子感冒，還是先給他護理，儘量不去醫院；第二個說，花了1000多塊錢，孩子病好了，下次生病得早點去醫院打點滴。
　　在英國，看病是需要病人提前跟醫生預約的，但謝吉伯在中國當社區醫生，有時還要想方設法吸引病人來社區醫院。
　　謝吉伯最深的感觸是，居民對雕牌肥皂的興趣，比對社區醫生強。
　　北京一些區縣給基層社區衛生站下任務，每月必須辦一場健康講座或某種疾病篩查義診。但社區醫院把通知貼滿小區，來者寥寥。
　　“為完成任務，社區醫生會發小禮物吸引居民參與。”謝吉伯說，社區醫生總結的經驗，最能吸引居民的是雕牌肥皂、牙膏。
　　體制內的誘惑
　　在英國有15年行醫經歷的他，試圖改變這種“倒過來”的狀況。
　　嘗試從社區里的糖尿病人開始。2009年，她在社區門口豎了個牌子，上寫“英國大夫，免費查腳”。
　　“糖尿病人的腳會開裂，難愈合，15%的病人會為此截肢。”他說，沒想到對於這種好心，有些病人不買賬。
　　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不得不花很多時間來說服患者接受檢查。為讓患者放心，他將自編的糖尿病人如何剪腳指甲、護理足部打印出來，發給患者。
　　“中國的病人有個特點，他意識到危機了，就會聽醫生的，但前提是，醫生得想辦法讓病人接受檢查。”謝吉伯說，持續的努力讓部分患者改變了看法，開始相信社區醫生。
　　在社區醫院的醫生，在謝吉伯看來很多都是優秀的，高學歷，只是沒能擠進三甲醫院，“我常給他們打氣，說我們要動起來，去努力。”
　　“三甲醫院的醫生都是三甲嗎？”謝吉伯說，現在中國的醫療問題中最要命的是居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醫生，只能找可以信任的牌子，居民不信社區醫院，信協和醫院，到了協和醫院，又去找主任醫生。”
　　有件事讓謝吉伯沮喪，他在燕莎開辦診所時，一名社區醫院的年輕醫生隨他“下海”了，這名醫生在社區醫院年薪6萬至8萬元，謝吉伯給她開出至少高一倍的年薪，但1年後，這名醫生還是回到了體制內。
　　這名年輕大夫告訴謝，自己要升職稱。由於她脫離了體制，官方的數據也不能輕易拿到，考慮到在體制內獃著還可能會謀到一個戶口，所以還是回到體制內去。
　　最近，謝吉伯又碰了“軟釘子”，2013年，海澱區衛生系統的人來找他，雙方約定，他可以給海澱區一家社區醫院的醫護人員做培訓。
　　去年10月份，這家社區醫院的醫護人員來做培訓，學的時候很高興，謝吉伯教她們怎麼給居民做糖尿病篩查，比如一棟樓裡面，怎麼精確篩查高危人群。
　　“我本打算一周去一次，看看實施效果，後來，我去過兩次，發現進展緩慢，再催的時候，他們說年底了，要做這個考核那個考核，醫護人員都有這個任務那個任務。”謝吉伯催了幾回，醫生們告訴他，居民不太歡迎，篩查不太順利，耽擱在這裡了。
　　最近一個多月里，謝吉伯沒好意思再上門。
　　“很多年輕的醫生告訴我，想法太多沒用，醫生要聽領導的，領導要聽上級的，在社區醫院就是混，就是耗，就是保住體制內的飯碗。”謝吉伯說。
　　數字上的成績
　　跟社區醫院“親密接觸”5年後，謝覺得自己開始適應並理解這個環境，和環境里的一些事。
　　“政府似乎更喜歡數字。”謝說，根據官方發佈的消息，北京全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家庭醫生式服務覆蓋面繼續擴大，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計簽約413.3萬戶，892.7萬人。
　　（下轉A11版）
　　A10—A11版採寫 新京報記者 張永生　　（原標題：“洋大夫”社區醫院“奇遇記”(1)）